在 2015 年的县城，我把生意做成了“最终一站” 那时候小县城实际上特别宁静，宁静得连空气里都透着股潮湿的甜味。我那时候二十出头，手里攥着个只够买套新衣的积蓄，脑子里蹦出来的念头是：在县城搞个啥项目能火起来？ 别拿那些大道理跟我说，那时候哪有啥“蓝海”一说，要么“风口”能抓得住？大家心里都有个共识：外面那帮人卷，卷不动就卷人，卷不动就卷钱。我们在县城，能拿的也就是一包撇脱面、一桶桶装水，要么是在小区门口摆个自动售货机。但我想，既然有人卷，那我就在卷得最狠的地方，把生意做成了“最终一站”。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，我在县城的一个老城区找了个两栖空间的房子，地下室没暖气，但楼下是年近六旬的退休大爷，楼上住着刚搬来的年轻夫妻。大爷有个毛病，特怕冷，早饭不进食，喜爱自己磨豆浆，再倒进省汽站的桶装水。年轻夫妻住楼上，上班去城郊的工厂，中午常回县城进食，但总认定饭菜淡，也不愿意下楼，怕被大爷念叨。我就定了一个目标：只要能让大爷吃饱，让年轻人愿意下楼，那这个项目就是对的。 我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装修，墙上刷点白漆，铺点旧地垫子，然后干透了再刷层灰色的水泥。我请来的那位装空调的师傅是个好手，但做特价空调，人家只加十块钱，我却在县城搞了一个“最便宜、最实在”的驿站。早上六点半，大爷的豆浆就冲好；晚上八点，年轻人的饭菜就摆好。
关键是价格，比外面便宜三块钱，比路边摊干净利落得多。 刚启动我也没指望进账。大爷每天只买一杯豆浆加两瓶水，年轻人的套餐也就几十块钱，一个月下来大约能挣三四百块钱。
那时候认定，这就是个赚零花钱的小本生意。但日子久了，我发现这生意有更大的潜力。 县城的生意讲究个“人情”和“信任”，不像大城市那样靠流量。大爷是个老实人，哪位家家里不舒服，他一直第一个知道，就连主动上门，隔壁邻居要是有点事，他也搭把手。年轻人呢，别看忙，但也是熟人社会，哪位家孩子摔倒了，他们也会帮忙送点生活用品，别看他们不指望真赚大钱，但图个心安。 慢慢地，生意越做越大。
有人来找我谈搭伙，想让我帮他们搞个炸鸡档，我拦住了。炸鸡那个肉忒贵了，大爷吃不起，年轻人也能吃得起吗？我也拦不住。我又找了一家餐馆，想让他们把生意转到县城来。老板想赚大钱，但县城的客群不稳定，年轻人出差多，饭店挺难维持住。我告诉他们：在县城开店，别想着做连锁，也别想着赚快钱。你要做的是把县城这片人熟、地熟、情熟的地方经营到极致。
只要大爷不走了，只要年轻人愿意常来，生意就稳了。 到了第二年，县城有个拆迁盘算，老火车站要拆迁了。我知道，这是个庞大的风口，但外面的大项目忒多，县城的孩子们只能看戏。我就想，既然老火车站没了，那县城的娱乐文化、夜生活、年轻人如何生活，是不是也该由我来填补？我请了几个大学生来县城，想给他们办个“县城夜生活”的专场。大学生们玩，大学生花钱，大学生还能自己赚钱。 我先把那个原本归于大城市的卡拉 OK 厅租下来，装修成了那种带点复古格调的网吧，里面挂满了各种游戏机，还有那种挺流行的“全息投影”设备。大学生们玩嗨了，周末大半夜的，满街都是大学生的身影。我特意在门口摆了个摊位，卖那种特制的“解压水”，专门给大学生们解渴。大学生们一个月能花一万五，我每个月能赚四万。剩下的钱，我全体投进了县城的建设上。 有人问我，这在外面那帮做电商、做直播的大佬眼里，算啥？我认定，那是另一套逻辑。在外地，他们看的是数据，看的是流量，看的是能不能让人上瘾。但在县城，我们看的是人。大爷喝的是热乎的热气，年轻人玩的是热乎的热血。
只要这些人在，这个县城就是活着的。 后来，县城里出了个新项目，搞旅游开发。我一看，机会来了。
既然老火车站没了，目前年轻人多的地方，不就是旅游的最佳落脚点吗？我把县城周边那些没开酒店的民宿给包下来，统一改造，搞农家乐。年轻人周末来玩，大爷周末来带孙子。我把那些那会儿散落在小县城的闲置资源，全都给拼凑起来，形成一个整个的县城旅游生态圈。 那一年，县城的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五十。我赚了大量钱，也收获了大量东西。我知道，这个项目在县城立住了脚，不是出于它有多暴利，而是出于它是贴近生活的。它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商业符号，而是一个能让人喘息的角落。 目前回想起来，这在县里看来就是个小买卖，但在大时代里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案例。它证明白，在那些看似没有大风口的小地方，只要你能找到最真的人，把生意做细、做深、做透，一样能做出点名堂。县城虽小，却是中国商业的腹地，也是无数创业者不忘初心、安身立命的地方。